说到魏征，大家都知道他是李世民手下出了名的谏臣，他犯颜直谏得到李世民的赏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魏征一生中跳槽六次，换了六个老板，而且死后被抄家。

魏征生于公元580年，祖籍巨鹿郡下（现晋州市），唐朝著名的贤相，魏征辅佐李世民创立“贞观之治”的大业，有“一代名相”的美誉。

魏征祖上是书香门第，因父母早亡，便出家为道士，隋末，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造反，于是把博学多才的魏征请来为自己出谋划策，元宝藏写给李密的信都是魏征写的，元宝藏投降李密后，魏征于是跟了李密，授任为元师府文学参军，李密降唐后，魏征又跟着唐高宗李渊混，不久浚县被夏王窦建德占领了，魏征被俘，于是便跟着窦建德干，窦建德兵败后，再次回到唐朝，成为李建成太子的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最终跟着自己的最后一个老板李世民混。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听说魏征以前一直劝大哥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李世民就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征说：如果太子听我的，就不会有如此下场，李世民见魏征说话直爽，赦免了他。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任魏征为尚书左丞，魏征任职期间，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都全部接纳，唐太宗其实很宽容，做了很多让步。

一次唐太宗的老部下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庞相寿被免职，于是便托人找唐太宗诉苦，说他跟着太宗南征北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李世民恋旧将庞相寿官复原职，魏征知道了极力反对，说这样怎么去教育别的官吏？结果李世民把下的令又收回来，搞得满朝皆知，都知道是魏征让他改的。

有次唐太宗到洛阳去，住在显仁宫，一看宫里的茶具都是旧的，而且也没有山珍海味，结果把总管给罢官了，魏征说这可不行，奢糜风气可不好，隋炀帝当年劳民伤财的开凿大运河，结果隋朝二世就灭亡了，唐太宗又把总管给叫回来。

还有次高句丽送来两个美女，魏征说不能接受，太宗觉得也对，高句丽送过来两只乌鸦，李世民天天想回去看乌鸦，若是美女，那更不想上朝了，于是唐太宗把美女退给人家。

魏征有次去找唐太宗商量事，唐太宗把玩了一个多小时的鸟放在手里，魏征说不可玩物丧志。结果一次魏征又来找太宗，唐太宗吓得，把小鸟藏到袖子里，结果鸟被捂死了。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皇太子李承乾不学无术，魏王李泰越来越受宠，朝廷内外有些流言蜚语，李世民很烦这些议论，对他们说：当今忠诚正直的大臣，没有人能与魏征比。于是便派魏征去辅佐太子，但魏征以有病为由推辞了，唐太宗却说有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李世民非常伤心，为此停止朝会五天。

唐太宗和魏征相处融洽，太宗为魏征送葬时，在宫廷最高处远远望着魏征离去，内心非常伤感，那么魏征到底做了什么让太宗抄他家呢？

第一、 魏征作为一名贤臣，清廉、勤劳、能干这些都做到了，却没有做到不跟皇帝争后世之名，魏征把自己前后写给太宗的那些谏辞给史官褚遂良，这件事被太宗知道后非常生气，这不是想自己留千古佳话吗？太宗想魏征所有的后世之名都是皇帝我赏赐的，还跟我争千古佳话。

第二、 唐太宗知道魏征非山东武人，也不是山东贵族，所以就派他监视山东贵族和关陇集团，以此来操控诸政治集团，结果魏征越权了，犯了大忌。魏征推荐杜正伦为宰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望族，后来魏征还举荐侯君集出任武将，侯君集属于关陇集团。

所以魏征有联合东西文武两大势力的嫌疑，魏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太宗不能容忍，如果这件事暴露在魏征生前，魏征也没有好下场。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与杜正伦参与李承乾企图谋反一案，唐太宗非常生气，把侯君集处死，杜正伦流放驩州（今越南）。

魏征曾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怀疑魏征和他们是一伙的，本来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征长子的，后来出尔反尔取消婚约了，人都说君无戏言，想想太宗有多气吧。后来还跑去把魏征的碑给推翻了，太宗想亲扑其碑，让你死不瞑目。

生前称赞为镜子，死后却推倒墓碑、取消婚约，李世民为什么这样对待魏征？我们应该看看原因再做评判。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魏征能够被李世民重用，犯颜直谏只是表面原因，两人的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才是关键；而魏征遭受的波折身后事，则是他触碰君权红线的惩罚。

为啥说李、魏二人是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我们得先看看魏征的履历。

魏征是钜鹿曲城人（今河北巨鹿县北），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北齐的县令。魏征自小酷爱读书、涉猎广泛，早年还当过道士；后来隋末大乱，他开始从事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业务，到处给人当智囊。

起先，魏征跟随起兵造反的武阳郡（今冀鲁豫交界）丞元宝藏，负责公文事宜；而元宝藏归顺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瓦岗军，双方经常信件往来。而魏征作为主笔人，所写的文章词意俱佳、见识独到，受到了文化人李密的大加赞赏，被刻意调到身边；

但魏征在李密身边过得并不如意。他曾先后进献十策，但结果都一样：“虽奇之而不能用”；跟王世充的决战前，面对积极主战的武将，魏征曾审时度势提出了深沟高壑的持久战术，但却被众人视为“老生常谈”，最终李密大军果然一战崩溃，作鸟兽散；

随后魏征跟着李密来到了长安，但起初并不被重用。随后他主动请缨“安辑山东”（崤山以东）。来到黎阳后，通过一封软硬兼施的信件，他成功劝说拥兵一方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即后来的李世勣）归顺李唐政权，显示出了极高的“纵横家”水平。

但在公元619年，河北枭雄窦建德攻破黎阳，俘获了李神通、李世勣的父亲李盖、魏征等人，李世勣迫于无奈，也被迫投降。对于魏征的大名，窦建德早有耳闻，因此将其任命为起居舍人（记录帝王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

后来，李世勣趁机逃回了长安，但被窦建德带在身边的魏征并没有机会，直到公元621年的虎牢关之战后，窦建德被俘，魏征等人才得以返回长安。

太子李建成久仰魏征之名，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太子洗马”（辅佐太子的文官），而且对其极有礼貌：“甚礼之”。对于太子的厚爱，魏征也投桃报李，经常出谋划策。鉴于秦王李世民的功劳越来越大，已经成了太子的直接威胁，魏征曾力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但并没被采纳。

就这样，直到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后，魏征落到了李世民的手里。

综上，我们可以梳理出魏征身上的两大关键词：

第一，他是“山东人”，这个是个关中地区相对应的概念；

第二，怀才不遇。历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等多位上级，但魏征虽然次次被尊敬，但意见很少被采纳，也就是没被重用。

而在李世民这里，魏征作为太子一党，不仅没被清算，反而被委以重任，其实是出于现实的因素。

首先，尽快平息党争、稳定政权的需要。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根据尉迟敬德的建议，对原太子、齐王府幕僚的宗旨是：除建成、元吉外，“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出发点自然不是仁慈，而是为了把政变定性为兄弟之争、而非不同势力间的对抗，尽量缩小惨烈宫斗带来的负面冲击，这对获胜者李世民而言最有利。

空口无凭，要想让世人相信，那就得树立个榜样。而魏征是李建成的近臣，甚至还曾积极策划除掉李世民，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样板对象：连这样的人都能被赦免、重用，其他人还用担心被清算打击吗？

其次，解决现实问题的客观要求。

那时的“关中”与“山东”，不仅是地域名词，更是政治概念。当初秦统一六国其实就是是关中灭山东；而在隋朝之前，北方也长期处于西魏/北周VS东魏/北齐的东西对抗格局。

隋朝的杨广家族出自北周“十二大将军”，李唐的李渊家族则来自“八柱国”，他们都是所谓的“关陇贵族”的成员。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李渊太原起兵后会神速奔袭长安城，这里既是“形胜之地”，也是李家的人脉资源所在。

随后李世民东征西讨夺天下，本质上类似于当初的秦国统一天下、北周关陇贵族吞并北齐......李家最强大的敌人，瓦岗军、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都是山东势力的代表。

武力上统一不容易，心理、观念上消除隔阂更艰难；当初窦建德被杀后，刘黑闼在山东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场景，让李氏无比后怕。如果趁着此时皇族内乱，人心不稳的山东地区再次陷入混乱，其代价不是李世民能够承受的。

因此，综合考虑，魏征对于李世民而言，无疑是上天赐给的“礼物”：

他是山东人，其父亲甚至还是当初北齐的官员；

他曾先后为元宝藏、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等山东地区势力服务，声名远播、极有威望，在山东地区的人脉资源雄厚；

他为人可靠，为不同势力效命时，都做到了忠心耿耿、尽力献计献策。

所以，在玄武门之变短短一个月后，李世民给了魏征一个量身定做的任务：“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

而从魏征前期的言行来看，他的仕途理念是“良禽择木而栖”，只要是顺应人心的势力，他都会愿意为其服务，而且会尽心竭力、绝不藏着掖着。这一点，从他主动替李唐劝降同为山东人的李世勣就能可见一斑。

但可惜的是，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在过去的仕途中，魏征从未被重用过，主张也没得到过上级的采纳，这对“属意纵横之说”、希望建功立业的他来说，无疑是一大憾事。

然而到了李世民这里，魏征作为太子党羽，不仅没被清洗，甚至还能被授以关系到李唐政权稳定的重任，魏征内心的感激可想而知，就像他前往山东途中说的：“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他不辱使命、不负信任，圆满的完成了替李世民凝聚人心、争取豪杰的任务。

双方的首次磨合大功告成，接下来的君臣关系也就水到渠成了。

对于魏征来说，在职业生涯中，李世民是唯一一个充分信任、支持自己的明君，自己的政治理想终于得到了全面施展的机会；

而在李世民眼里，魏征有能力、人品可靠，确实是个人才；同时，他出自关陇集团之外，不仅容易驾驭，而且是还制衡关中贵族的有力抓手。有了这两大优点，他说话直一点、偶尔会犯些小错误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知人善任、一个报答知遇之恩，最终成就了双方：虚怀若谷、善于纳谏，是李世民被视为明君的重要因素；而魏征作为曾经的敌对阵营人员，却能在凌烟阁功臣录中名列第四位，死后享受陪葬昭陵、皇帝亲手书写墓碑的待遇。封建君臣关系的模范，当之无愧。

但死后的魏征，却一度引起了李世民的不满。

公元643年，在魏征死后不久，同为凌烟阁功臣之一的侯君集被杀，罪名是参与了太子李承乾谋反一案。

侯君集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跟他一门心思想当宰相、却屡屡被李世民拒绝有关，他认为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所以才心生怨恨。

但在李世民看来，侯君集虽然是在自己身边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亲信，但他身上有个致命的毛病：“好夸诞”，即喜欢自吹自擂、言过其实，这样的人显然做不了宰相的。

然而，魏征却对侯君集推崇备至，不仅称他有宰相之才，甚至还主张“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即禁军应当全部交给侯君集统领。事实证明，如果真的听了这个主意，估计李承乾造反已经成功了。

这就很要命了，不得不让人怀疑，魏征这是严重的结党营私，甚至几乎危害了大唐的安危。

恰巧在这时候，有人上书实名制举报魏征，称他多次把自己的谏书拿给起居郎褚遂良浏览。起居郎，主要任务是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便于今后编写史书。魏征如果真的这么干了，显然是要故意炫耀自己的犯颜直谏，以便青史留名。

结党营私、沽名钓誉，这是所有帝王的大忌。李世民甚至感觉自己被套路了，怒火攻心之下，他下令停止魏征之子魏叔玉跟公主的婚约，同时还派人把自己给魏征立的碑给推了。

不过，就在两年后，李世民远征高句丽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回师途中他想起了魏征的好：“如果魏征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出兵的。”百感交集下，他派人快马加鞭回到京城，用“少牢”（适用猪和羊）的标准祭祀魏徵，还把当时推倒的石碑又立了起来；此后，他还找来了魏征的妻子儿女，当面给予慰问、赏赐。

虽然有这段波折，但人无完人，政治领域更有既定的规则以及禁区。即使是出于互相需要，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仍称得上是君臣佳话。这也是那段空前清明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伴君如伴虎，君臣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十分微妙的，要是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小命不保，就算是李世民与魏征这种千年以来被人赞美的关系，实际上在皇权面前，一样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魏征一生，也算为大唐的建设鞠躬尽瘁，功劳巨大，可是在他去世后，却因为一些事情被李世民把墓碑给推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代名相，为何会落得这般下场呢？

魏征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就等着有人能够赏识自己，就像诸葛亮当年等待着刘备去三顾茅庐一样，终于魏征也等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伯乐，那就是元宝藏，这个人原本是隋朝的武阳郡丞，听闻魏征学富五车，所以想要请魏征出山帮助自己出谋划策。

此时的魏征，其实也算不上多么厉害的一个人，就是帮助元宝藏写一些书信之类的东西，完全没有力挽狂澜的政治手腕，因此魏征无法避免自己的第一个上司元宝藏就这样草草投降了李密。

自己的老大都投降了，作为一个文人而言，魏征没有办法改变既成的现实，只能选择接受，成为李密麾下的一个文学参军，有点参谋的意思。结果李密最终也没有干成大事业，而是投降了李渊，因此魏征又被李渊所用。

不得不说唐朝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对于魏征这种四处投靠别人的人，没有任何人会担心魏征有异心，只是看中魏征的才华与能力，就对魏征重用起来，当然这也不得不佩服魏征的心理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能够辗转多个上司依旧内心波澜不惊。

当然，李渊还不是魏征的最后一个上司，因为后来魏征被窦建德所俘，又成了窦建德的人，等到李世民把窦建德打败之后，魏征回到大唐，被李渊任命为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后来玄武门之变结束，魏征又跟随了李世民，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人，要说魏征忠心耿耿，我是不太相信的，只能说魏征能力出众，才华横溢，因此得到人们赏识与重用。

魏征成为李世民的下属后，李世民任命魏征为尚书左丞，也就是相当于唐朝时期的丞相之位，当然唐朝时期的丞相不止一个，而是很多个组成，比如中书令以及侍中等，都属于丞相之位，这些人共同辅佐皇帝完成江山建设的大业。

要说魏征得到李世民的赏识，最重要的就是魏征敢于说真话，这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皇帝而言，就更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点，但是对于那些不想成就事业的皇帝而言，直言纳谏也许就是送死。

魏征喜欢直言纳谏，李世民想要听真话，因此两人成为了比较不错的搭档，魏征说真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李建成被李世民杀掉之后，李世民得到魏征，魏征说当初早就叫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可是李建成就是不听自己的建议，所以才沦落到今天这样的结局。

这样的话，要是跟一般皇帝说的话，想必魏征很快就没命了，但是李世民没有在意魏征这些话，反而觉得魏征的直言是自己最需要的，所以李世民才会不断重用魏征，后来魏征更是把直言纳谏发挥到了极致，李世民有时候都害怕魏征与诸遂良两人，想要躲得远远的。

魏征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当李世民嫁公主，想要多给一些嫁妆的时候，魏征就直言说那样违反了规矩；魏征是一个对李世民有所克制的人，以保证李世民的清醒，当李世民得到高句丽送来的两只鸟，李世民喜出望外，每天都要去逗一下鸟，后来高句丽继续给李世民送来两个美女，李世民喜出望外想要收下，结果魏征却强烈斥责李世民，说他拥有两只鸟都要时常把玩，要是有了两个美女，那还不得不上朝了，不能玩物丧志，李世民一听很有意思，没有收下两个美女。

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很多，就是魏征对李世民的约束，让李世民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这个人就是表现出作为皇帝贪婪与享受的一面，李世民通过魏征，不断克制自己，所以在很多决定上，都会更加深谋远虑，这样就可以减少自己犯错的概率。

魏征之于李世民，就是充当一面镜子，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言，要是没有魏征，也许李世民就会听不到真话，从而犯下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所以魏征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李世民不断重用和信任魏征，也是情有可原。可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为何会被李世民推倒墓碑呢？

贞观十七年，魏征因病去世，当时李世民为了表示对魏征的惋惜，罢朝五天，这样的待遇，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李世民成天以泪洗面，担心魏征去世之后，自己再也听不到真话了。

事实上确实如此，魏征后来的下场，与魏征去世有很大的关系，魏征在世的时候，要是李世民有那样的一些错误举动，魏征就会直言纳谏，希望李世民改正，但是魏征去世之后，李世民也就听不到真话，作为帝王的那种贪婪和各种毛病就会逐渐显现出来，这就是李世民晚年一些昏庸表现的本质原因。

当魏征去世后，发生了两件比较独特的事情，第一件就是魏征给李世民推荐的李承乾老师杜正伦，对李承乾的教育始终不能让李世民满意，并且最后李承乾还造反，想要逼宫李世民，这让李世民很不愉快，觉得当初魏征给自己推荐的人不行。

第二件事就是李承乾造反的时候，支持李承乾的正是魏征当初推荐的侯君集，这个家伙联合李承乾一起造反，李世民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有点想不通了，当初魏征推荐这两个人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呢？

此时李世民已经有了怀疑，结果另外一件事又接踵而来，那就是魏征在临死前，把自己写给李世民的直言纳谏的奏折交给了诸遂良，这让李世民十分火大，这可是两人之间的秘密，怎么能随便交给史官，要是这些内容传出去，对李世民自己的影响多大。

李世民觉得魏征肯定不是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的，魏征当年的所有行动，很可能就是作秀，再加上魏征给李世民推荐的两人都与李承乾造反有关，李世民越想越觉得不对，就命人去把魏征的墓碑推倒，还把碑文全部抹掉。

当然这件事也许就是李世民一时冲动，当后来李世民亲征高句丽而没有成功之后，李世民才突然又怀念起魏征，心想要是魏征在，肯定会阻止自己，就可以减少很多损失，于是李世民又命人把魏征坟墓弄好。

魏征和李世民，就是一个人的两面，魏征代表了李世民看不见的那一面，通过魏征，李世民看到了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一些贪婪和欲望，从而努力改变自己，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失去了镜子，也就失去了束缚，从而才会做出那么多荒唐的事情，在自己原本明智的一生当中，增加了些许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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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贞观之治就是唐太宗创下的政绩。

唐朝时候，到处是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

你在大路上丢东西都没有人捡，外出了不用关门，生意人累了倒在路边呼呼大睡，不担心人身和财产安全。那时候不但小偷，连强盗都改邪归正了。唐太宗的时候，国泰民安，万国来朝，唐朝是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

取得这么骄人的政绩，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劳，但也和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李世民的得力助手魏征。

魏征原来不是李世民身边的人，而是李世民政敌李建成跟前的智囊。

魏征博古通今，才华出众，对当时的局势看得非常透彻，他对太子李建成说，虽然你是太子，但你弟弟李世民处处都比你厉害，你应该早做决断，要不然迟早要吃你这个弟弟的亏。但李建成不以为然，优柔寡断，结果被李世民跑到了前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玄武门政变发生，李建成命丧黄泉，魏征也做了阶下囚。

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马上控制了朝中局势。李世民早听说哥哥李建成身边有个魏征，足智多谋，还建议哥哥把自己给做了。于是就专门把魏征带到跟前，奚落他说，你小子行啊，竟然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高论，说来听听。

魏征不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梗着脖子不服地说，要是太子听了我的话，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他了。

唐太宗李世民有点好奇，心说你小子都到这地步了还嘴硬，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就这样，魏征不但没有杀，反而被唐太宗留在身边。

唐太宗本来是因为好奇，想把魏征留下来羞辱他，想看到这个失败的谋士如何在自己跟前如何战战兢兢的丧家犬的样子。谁知道魏征不仅嘴硬，而且有真才实学，勇气过人。不但没有一点自卑和惶恐，反而挺直腰杆，对唐太宗品头论足，直言不讳。

因为这魏征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及时指出自己言行或者决策中的失误，说的头头是道，让自己少走许多弯路。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能做到这一点。要么他们的没有敏锐的洞察力，要么他们没有勇气敢当面指出。

就这样魏征不但没有被唐太宗处置，反而得到重用，被提拔为尚书左丞，当了唐太宗的纪检委书记。魏征成了唐太宗的高级智囊和超级纠错机，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立下了不朽功勋。

魏征给李世民打工，兢兢业业，一干就是17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主仆情深。唐太宗对身边这个智囊非常器重，一向宠爱有加。不止一次对外国使节夸赞魏征，说大唐搞得这么好，而是因为朕身边有魏征的缘故。

魏征病重的时候的时候，唐太宗隔三差五到魏征跟前看望，每次去都带来好多礼物，还下令宫中最好的御医用最好的药让魏征早日康复，有时候在魏征家中一待就是半天。还把自己心爱的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 ，从精神上给魏征支持。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非常惋惜，也十分怀念，经常到凌烟阁的功臣纪念馆去悼念魏征。还写下了那段“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千古名言。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对魏征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爱惜、怀念、到憎恶、仇恨。答应公主嫁给魏征儿子的事再也不提；而且派人推到了魏征的墓碑。这时候，魏征尸骨未寒。

是什么让唐太宗这个英明的皇帝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

让唐太宗改变对魏征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有三件事。向皇上推荐自己的河北老乡杜正伦。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巨鹿的，一个是河北魏县的，两人私交很好。杜正伦也是唐朝宰相，两个人官级相当，也轮不到魏征推荐。只是当年魏征曾推荐杜正伦当太子的老师，杜正伦怎么努力，太子李承乾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还是走上了谋反的道路。

杜正伦虽然没有和太子同流合污，但对太子的教育是失败的。唐太宗因此怨恨魏征推荐人不当。交友不慎。

侯君集是唐朝军中大佬，手握重兵。魏征跟侯君集关系不错，两人常在一起走动。但侯君集最后带兵参与太子谋反，兵败被杀。唐太宗把魏征给太子推荐老师和跟魏征和侯君集私交很好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让他对自己这个信赖的大臣产生了怀疑。

《旧唐书》中说“太宗始疑征阿党”。对于皇帝来说，手下人结为朋党是最忌讳的事情，哪怕是一点兆头也要及时掐灭。但这两件事对唐太宗来说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也不至于让唐太宗发那么大的火；这第三件事才是让唐太宗恼恨魏征，失去理智的真正原因。

第三件事就是泄露国家机密。魏征死后没多久，唐太宗李世民到史官那里视察工作，无意中听史官说魏征曾经把上奏的密疏拿给史官看过，李世民听了勃然大怒。心说，好你个乡巴佬，我们君臣的决策过程那可是国家最高机密，只有被我批准才能有选择地送到史官那里。你竟然为了自己显摆，把机密文件都泄露了。原来怎么多年你不是为了大唐江山，而是为你自己青史留名，让我给你当陪衬。你把我这皇上当猴耍呀。

于是李世民一怒之下，“手诏停婚”，还派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并且特别关照把墓碑上的碑文也磨掉。

李世民一气之下推倒魏征的墓碑，心里也有几分后悔。魏征死后第二年，公元645年，李世民征讨高句丽失败，劳师动众、劳民伤财，这才想起魏征的好处。心想如果魏征在，一定会出面阻止我的，我就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了。

回京之后，随即下令给魏征“平反昭雪”，重新给魏征立碑，还举行了隆重的立碑仪式。

说起魏征，大家肯定都会想到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废；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个“人”，指的就是魏征。魏征生前颇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但在魏征死后，李世民竟派人掘断了魏征的墓碑，让魏征死后都不得安宁，这又是何缘故呢？

魏征，原名为“魏徵”，字玄成，早年时期的魏征在李密帐下为官，因其写得一手好奏疏，颇得李密欣赏，认为他文采非凡。魏征曾为李密献上过能够壮大自身的十条计策，但可惜没有被李密采纳。

后来魏征跟随李密投降了李唐，但这也不能阻挡魏征那颗蠢蠢欲动的心。魏征在投降之后又转去了李神通的麾下，不久李神通被窦建德大败，魏征又改投于窦建德麾下，两年之后，窦建德又败于李唐之手。

不得不说，魏征就像古代版“柯南”，，走到哪，哪就兵败。

按照惯例，像魏征这种身份的人早就被处死了，但是这次魏征依然没有被处死，反而受到李唐太子李建成重用。不得不说，魏征眼光独到，看出李世民不甘于屈居人下。他曾经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建议李建成把李世民调走，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李建成、李元吉等被诛杀。李世民成了最终的大赢家。那之后，魏征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境遇呢？

李世民派人将魏征带来，责问他为什么要离间他们兄弟？魏征非常直接回答道：“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征直言相告，认为这个人可用，便赦免了魏征，并让他担任詹事主簿。

唐贞观元年，李世民称帝，魏征的官职也随之水涨船高，官拜尚书左丞。不得不说，尽管魏征曾效忠过李建成，但李世民还是很信任他的，所谓用人不疑，大抵是这个样子的。李世民心怀大志，想要打造一个空前盛世。便重用魏征，还曾多次在床榻上召见魏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的得失。魏征也尽心尽力的回答，直言相告。

据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女儿长乐公主要嫁给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冲。李世民十分疼爱这个女儿，想让她风光大嫁，便和大臣们商量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嫁，礼数欲有所加。”说白了，就是想给女儿多点嫁妆。这也是人之常情，大臣们都附和，并进言说长乐公主的嫁妆可以双倍于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但是魏征对此事却表示反对，认为这违反了礼制。李世民不太高兴，回宫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听了之后对魏征赞不绝口，并派人赏赐了他，并传话给魏征，“听说你正直，如今见识到了，希望你保持下去，不要改变。”魏征听闻之后十分感动，而且有了长孙皇后的话，魏征更加敢于进谏。

久而久之，皇帝看见他都十分头疼，害怕魏征说他的错处。但是对魏征的信任，也是与日剧增的，还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魏征以自己患病来推辞，李世民却认为患病的魏征也可以保全太子。可见魏征恩宠之盛。

贞观十七年，魏征因病去世。李世民伤心异常，罢朝五天。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殊荣。李世民下诏厚葬魏征，但被魏征的妻子裴氏以魏征生平喜好简朴为由拒绝。灵柩就以一辆小车装载，李世民召集文武百官出城相送，痛哭流涕，并且亲自为魏征刻写碑文。还说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废；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同年，李世民将魏征的画像置于凌烟阁，在二十四位功臣中，位列第三。可见李世民对魏征真是非常重视了。

但自古伴君如伴虎，谁能想到李世民竟将魏征的墓碑给掘断了。

这主要是因为魏征曾向李世民举荐过两个人，侯君集和杜正伦，说这两个人有做宰相的能力，应该重用他们。结果侯君集竟然造反了，李世民大怒，将其处死，又罢免了杜正伦。

转念一想，这两个人都是魏征推荐的，魏征生前有可能也参与了谋反，李世民越想越生气，就派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大概是觉得魏征沽名钓誉，不是个好人，怎么能用皇帝亲手刻写的墓碑呢！不仅如此，还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的婚礼。

但魏征墓碑也没有一直断着，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自率兵征讨高句丽，损失惨重，也没能灭了高句丽。这时的李世民又想起了魏征的好处，说如果魏征在，能够劝谏我，我也不会这样了，于是又派人修好了魏征的墓碑，并且按照少牢之礼祭祀他。

自古君心难测，谁能想到李世民那么信任魏征，居然断了魏征的碑。我猜想，可能不仅仅因为侯君集谋反的案子，也有可能是因为魏征提了太多谏言，惹得李世民不高兴了，生前不好意思处罚他，毕竟李世民想要当明君，怎么能随便处罚臣子呢，所以只好在死后找个由头折腾折腾魏征，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起，"悟空”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纠正一下您的说法，名相魏征死后只是被推倒了墓碑，取消了公主与其子的婚约，东征高丽失败后，唐太宗又为其重修了墓碑，恢复了名誉，而且让其子继承了他的郑国公爵位。所以谈不上“下场”，更谈不上“惨”。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在魏征死后与之反目，推其本人墓碑、削其爵位封号、悔其子婚约的问题，评家各有说辞，归纳其来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太子李承乾围宫效“玄武门之变”谋反，肇事者吏部尚书侯君集、涉事者中书侍郎杜正伦，正好是魏征薨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于是唐太宗疑心顿起，认为魏征与谋反有关联或结盟“太子党”。第二个原因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抗衡，关陇集团是李唐赖以起家的嫡系世家，而以贵族自居的山东世家集团自始至终明里不说暗里不服，较量始终在水底潜行。唐太宗一度起意从山东集团派兵攻打高丽，以削弱山东集团实力，均被魏征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竭力劝阻，唐太宗后来让史官编写家族史，将关陇世家排位第一，而山东世家降位第三，魏征、杜正伦均为河北人，按地缘关系都属山东集团。唐太宗之所以借“太子案”对魏征下手，也是对山东集团实施实质性打击的手段之一。第三个原因是魏征私自将与唐太宗讨论议事的记录本交给史官观看，暴露了君臣隐私，折损了唐太宗权威和形象，引燃了唐太宗怒火。

对于上述三个原因分析，窃以为都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客观场景，但基本是就事论事，而未涉及深层次的根源。

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唐太宗为什么向大臣特别是魏征善纳谏言几乎到了俯首贴耳的地步？回首历史，历朝历代所有有作为的皇帝除了唐太宗没有一个能做到的，之所以强调唐太宗而不说李世民，是因为所有皇帝在真正大统之前都能做到，而一旦当稳皇帝就肯定做不到，李世民却成了例外的另类。事有其异，必有其因，这与李世民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绝对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血腥的方式，囚父、杀兄、轼弟、诛亲族，尽管皇权争夺的残酷性早已决定了不是对方死、就是李世民一方死，但毕竟是上百条亲人的命和上千条将士的命换来的，特别是亲手自己的手足至亲，李世民的心理能不受到打击和折磨吗？想当初，在玄武门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后，就已连吓带愧地魂飞魄散六神失主坠下马来，若不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恐怕早已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了。随后的大肆清算，虽然李世民没有亲自动手，但是那么多侄孙辈亲人的命能让李世民安心定神吗？史载，一直到驾崩，李世民都经常被恶梦惊醒，做法事超度、驱鬼、镇宫，包括吃药都无济于事。而且，迫父禅位也是违背天伦之举，李世民也知道这是要遭众民唾弃的。为了改变臣民对他的看法，为了笼络人心，更为了用自己的态度取得臣民的谅解，用更好的业绩得到臣民的肯定和历史的认可，弥补自己轼亲的罪过，安抚自己受折磨的良心，于是一位纳谏如流、低调亲民、敬业勤政的好皇帝登上了历史册页，贞观之治的不世之功纵然不能完全抵消唐太宗内心深处抹之不去的恐惧和愧疚，但唐太宗也知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心，但他至死也一刻不敢松懈，生怕做错什么事生前或死后被人翻出旧账。这应该就是唐太宗最真挚的执政心理，也是他为什么如此纳谏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再看看唐太宗和魏相的关系。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完全由李世民上述执政心理决定的，而绝不是正常的君臣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说魏征之前是干什么的，单拿魏征做为太子幕僚并且力劝李建成提早诛杀李世民来说，即便李世民心胸似天胜海，两人感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比父亲兄弟还要深吗？招揽对方手下人才是李世民明智的策略，也是做给天下人看，看他的仁慈睿智，而魏征只不过是这些人中最优秀最敢直谏的一个。所以他们的个人关系和感情绝非表面的“好”和“深"！那么在这种关系感情之下，魏征屡屡在朝堂之上公然犯颜直谏，甚至指责唐太宗的过错，做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脸面就真的能过得去？内心就真的能承受得了？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出于他的执政心理，为了内心无法言表的隐晦，唐太宗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同时，魏征的谏言大多是正确的，而且魏征的口才总能以理服人，既然听之无咎，又能换来美名，唐太宗即便受再大的委屈也得打掉牙咽肚里。魏征的直谏，有时让唐太宗很没面子。唐太宗也有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曾对魏征说：“你可不可以别当着大家面指责我，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说我行吗？”唐太宗已经低三下四如此了，魏征又拿舜的故事教训唐太宗，乖乖，唐太宗只好又鼓着腮帮咬着牙低下头了。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时，十分生气地对长孙皇后说：“早晚杀却此田舍汉”，已经说表明了唐太宗的内心。

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在魏征病死后才对他反目？魏相薨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像魏征那样玩个鸟、偷个懒也要管他了，朝堂之上，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像魏征那样上来就指责他东边不对西边该那样，弄得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朝纲之事处理起来容易多了，而且一切如常，按部就班，有条有序，所发指令照常例行，也没有发生什么像魏征经常危言耸听的后果。逐渐逐渐，唐太宗觉得日子比以前舒服多了，朝堂之上群臣的唯命是从竟然让他找回了皇帝的尊严与权威，下班之后消遣玩乐一下也轻松多了，唐太宗发现这才是皇帝应该过的生活，以前的日子简直是白过了。再想想魏征在时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自己在众臣面前颜面无存，威严扫地，过个业余生活也要横加干涉，不得自在，到底魏征是皇帝还是我唐太宗是皇帝？！甚至连魏征曾是李建成的手下还曾屡次想加害他等种种不是，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晃悠，唐太宗对魏征的恼恨发酵了。而恰在此时，太子谋反案发生了，你魏征死前向我推荐的两个宰相人选居正好是主谋侯君集和从犯杜正伦，哪有这么巧人不的事？你安的什么心？难不成你就是太子党的军师，太子谋反难道是你生前就预谋好的？人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有裂痕了，就不自觉地把对方往坏处想。好吧，我索性就查查你！这一查，别的没查出来，倒查出了在唐太宗看来更大的问题来，魏征居然把和唐太宗两人私下议事的记录本给了史官褚遂良，这让唐太宗大为恼火。如果此事发生在魏征生前倒也不算什么，毕竟皇帝的点点滴滴史官都要记载，况且魏征谏皇帝纳、君臣共议也是美谈之史，但这时的皇帝心态和心理都已发生了变化，对魏征的意见的不断集合导致唐太宗凡涉及到魏征都是往坏处想，他就想这是魏征故意拿他当猴耍，用折损他皇帝的智慧和威名来树魏征自己名臣、贤臣、能臣的美名，把他卖了还替卖他的魏征数钱给封赏。于是，被舒服日子迷昏了头的唐太宗越想越气，越想越恼，干脆立皇帝之威，下旨砸掉他亲手为魏征书写的墓碑，取消魏征之子与公主的婚约，剥夺对魏征的追封。

问题又来了，唐太宗后来又为什么重修魏征墓碑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舒服日子，由于沒有了束缚，唐太宗执政思想已经膨胀，认为皇帝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还能做好。于是，不安分的高丽再次激起了唐太宗不安分的心，如果不是魏征，几年前就已经平了你，现在灭你也不迟，我还要亲自出征，展示我太宗威名、大唐雄风。征战高丽的旨意一下，居然高捧赞同的占多数，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征战高丽的结果不出之前魏征意外，唐太宗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在回军路上，痛定思痛的唐太宗终于从膨胀中彻底冷静了下来，反复思量魏征以前对自己的规劝和冒死直谏，反省魏征死后自己的态度和表现，才发现自己误解了魏征的忠心，是啊，一个将死的人其言也善，怎么会故意将两个谋反之人推荐为宰相人选呢？更加不会参与太子谋反啊！宰相把皇帝言行告诉史官记入史册，也是宰相的职责，何况又树君美名，我当时怎会因此恼怒于魏征呢？！

魏征啊，魏征，如果你还活着，一定会阻止我征战高丽，最起码也替我选择最好时机，谋划最完善的策略，我唐太宗也不会有今日之惨败！该怎么回去面见长安臣民呢？长安臣民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我？我的权威会不会一落千丈？人们会不会私下议论我？贬低我？甚至拿玄武门之事损毁我？我好不容易树起的英明形象难道就这样被颠覆了？再想想对魏征所做种种，一时恐慌相错、悔恨交加。亡羊补牢也得及时，不能等回到长安，唐太宗当即在路上下旨：重修魏征墓碑，恢复魏征名誉，准予魏叔玉袭封郑国公。

以上为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世事人心。虽然盛世需要诤臣，但毕竟人们还是想听顺耳话，盛世需要歌功颂德。

我是雪上长留马行处，见字如同见面。

魏征（580——643）因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魏征以直言敢谏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一生谏诤多达数十万言，谏议五十次，奏疏十一件，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是其他大臣难以伦比的。

魏征效力唐太宗17年，因病去世后，唐太宗非常伤心，为此废朝五天，追赠他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并下诏厚葬，这恐怕是皇帝对大臣的最高礼遇了，然而魏征对家人的遗言是丧事从俭，其妻裴氏只用小车送魏征的灵柩出城，这更加上让唐太宗敬佩，唐太宗召文武大臣出城相送，并亲自刻书碑文以示表彰。

生前魏征以忠侍君，死后唐太宗以礼待臣，这本是君臣关系的一段佳话，然而不久发生了一起太子李承乾谋反事件，侯君集因协助太子谋反被处死，杜正伦被罢免，而侯君集和杜正伦正是魏征推荐的，魏征还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唐太宗怀疑魏征和他们是一伙的，不死的话，也有可能参与谋杀，所以，一怒之下，命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并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

魏征的下场并不惨，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入土以后的事了，唐太宗只是推倒墓碑，也没将他挫骨扬灰，只是取消儿女婚约，也没对其家族有所伤害，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事情查清后，太子的谋反与魏征无任何关联，二年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损失惨重，又想到了魏征，他想，如果魏征在，一定会犯颜直谏，阻止这次远征，于是又重新为魏征立了墓碑。

谢谢阅读

首先我不认为魏征的下场惨，相反我认为魏征的结局很不错，当了宰相，也深受李世民尊重。要知道魏征可是李建成的人，换别的皇帝，魏征早脑袋搬家了。魏征死后，李世民罢朝五天，并让九品以上朝廷官员全部参加魏征的葬礼。为了表彰魏征的功绩，李世民将其画像位列凌烟阁，并为其亲书碑文，陪葬昭陵。李世民还说出了那句千古名句，从这些方面来看，魏征的下场不仅不惨，反倒算是人臣的巅峰了。

魏征就是一个能臣，对事不对人，不论他跟着谁他都尽心尽力辅佐。在隋末那个乱世，他先是辅佐瓦岗寨的李密，后又辅佐王世充、窦建德、李建成，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尽心辅佐，在他眼里乱世没有所谓的正义与否，做点实事才是能道理。特别是他在辅佐太子李建成的时候，早就看出了李世民的野心，劝李建成早做安排。然而，李建成优柔寡断，被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先下手为强，成为刀下亡魂。

那些说魏征下场惨的，无非是死后被李世民悔婚和断碑。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概念，下场惨指的是生前的，至于身后事当事人也不知道了，无所谓了。更别提李世民在征高丽失败后又想起了魏征的好，从而又给魏征平了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后重新立了碑。

所以我认为魏征的下场一点都不惨，如果魏征这样也算惨的话，那么被车裂的商鞅，被腰斩的李斯，又该算什么呢？

一代名相魏征，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生于北周，长于隋朝，幼年、少年、青年时期曾出家当过道士，虽然历经磨难，但他的人生结局其实并不惨，这样的提问很容易误人子弟。

魏征以直言敢谏而闻名，他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中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最为著名，影响深远。

从历史的影响上来说，魏征可以算得上是大唐天宇上空最为明亮的一颗星，他的光芒，照彻了封建帝王时代的漫漫夜空。魏征，因其一生竭忠尽义、坦荡无私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而使其英名光耀百年。

隋末唐初之交的十年，是魏征最为痛苦、最不得意的十年。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他，尽管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由于身份低微，也只能安静地走出道观，参加了由元宝藏领导的起义军，后来又通过元宝藏的关系加入到由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给李密当起了文书，成为了反隋义军中的一员，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魏征登上历史舞台、步入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但一直未被重用。没过多久，瓦岗军就被王世充打败了。武德元年（618年），魏征又跟着李密及部分瓦岗残军，归降了唐高祖李渊，并且还成功劝降了李勣，被授以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李建成。直到“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征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带着自己的抱负而投身于政治实践的。魏征也不例外，尽管他一生命运多舛，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他跟随着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等一大批文武大臣一起，共同将“贞观之治”这幕历史剧演得非常精彩，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

魏征是病死的。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六十四岁，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魏征一生节俭，不置产业，自己的家甚至连个正规的客厅和卧室都没有。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唐太宗还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赐了一批白色的被布和褥子，以尊重他一生节俭和对白色的喜爱；二是派遣中郎将住在魏征家里值班，随时向他汇报魏征的病情；三是派人送给魏征大量的御用药品和食物，并不断派专使前往慰问；四是取消宫中某小殿的营造，将这批材料转批给魏征家里做个像样的房屋，以备日后办丧事之用；五是亲自到魏征家里探望病情。

魏征死后，唐太宗为了悼念他，宣布罢朝五天，由皇太子主持致哀大会，全国所有官员都参加了赴丧活动。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亲自撰写和手书了魏征的碑文。在一次临朝时，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镜，内防已过。今魏征逝，一镜亡矣。”可见，魏征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分量是何等的巨大！

要说惨，恐怕是指魏征在死后不久所受到的一次错误的处置。事情的缘由是：由于魏征生前向唐太宗推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具备宰相之才，堪当大任。遗憾的是，在魏征死后，这两个人因为牵扯到太子谋逆事件，导致一个被流放，一个被杀。而那些平时十分嫉恨魏征的奸佞之臣借此乘机攻击魏征的举荐之事，从而导致唐太宗一气之下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写的碑文，而且还取消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决定。这样的结果着实令人感到不公与惋惜，如果仅仅因为这件事就下结论说魏征的下场很惨，这与史实偏离太远，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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