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这是易中天在《中华史》中所述的观点，只要翻翻这本书，大致能明白他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3700年。

在《中华史》02卷《国家篇》中，易中天是这么写的：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包含了两个信息：1、在易中天看来，文明的形成是循序渐进、由原始的文化累积发展而成的，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2、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诞生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两个信息中入手，来分析易中天的所说的中华文明。

关于第一点没有什么好说的，文化与文明在学术上本就是两种概念，举个例子，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半坡文化或更久远的山顶洞文化，但不能说中国的文明史从那时候开端。第二点，这里易中天借用的是恩格斯的理论，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在这个基础上，易中天还举了犹太人的例子，即“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文明也不会消失”，可见在人类史上，文明的出现与国家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论点对不对，请自行判断，我们只讨论易中天是如何得出“中华文明3700年历史”这一结论的。

因此，易中天要寻找中华文明的开端，当然需要套用上述两个论点，而最关键的则在于，找到“中国”这个国家最早形成的时间。正如易中天在书中所说的：

3700年中华文明史是有考古依据的，据最新“碳14”的测定，被誉为中华文明开端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至今天刚好是3763年。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才是文明史。

显然，易中天借用的是考古学的证据。那么，他所说的二里头文化，是否能代表中国最早形成的证据？大致上可以认为，是的。比如当代考古学家许宏就有过描述：

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只能上溯到二里头……易中天说中华文明自3700年前始，是有道理的。易中天先生是吸纳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考古学者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成果，他应该是从最狭义的政治实体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我们说“中国”这个概念，应该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来说。

当然，研究中国的文明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历史学就有文献史学和考古史学两大门类，而易中天在这里使用的是考古史学。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3700年中华文明史是有考古依据的”的原因。

好了，易中天为什么会说中华文明是3700年，我们应该已经了解了。我们可以再谈谈另一个问题：易中天将中华文明的历史限定为3700年，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否认了夏朝、甚至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

我发现在回答区和评论区，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还真不少。比如这位答主：

再比如这几位：

很显然，上述这几位根本就没完整的看过易中天的《中华史》。因为《中华史》的第一部《祖先》当中，易中天就详细阐述了从女娲伏羲、到三皇五帝乃至尧舜禹的历史。没看过没关系，我告诉你，这本书的封面是这个样子的：

至于说易中天否认夏，那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在中华史第二部《国家》中，易中天对夏也有涉及：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由于考古学的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受到质疑，它甚至被认为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当然有其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则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讲得通吗？

这是否认夏存在的态度吗？

写了这么多，在解答题主这道问题之余，也想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们在评价易中天的这句话之前，能否翻翻原著、找找资料，搞清楚来龙去脉，再来评判易中天的是非对错？

毕竟，在讨论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时出现无脑喷子，真的是一件很倒胃口的事情。

其他网友回答：

作为学者，说话得有一个讲道理的基本态度。如果不打算讲道理，你就是再板着面孔，夹起个阴阳怪气的嗓音，那也是不能以理服人的。二里头遗址怎么啦？学界大都认为它是夏代晚期遗址，怎么就成了中华文明的唯一源头了呢？其实二里头根本不算什么，它并不比长江流域的许多发掘更早，由二里头遗址来给中华文明确定源头地标，不是一叶障目就是故意的自欺欺人。现今名流喜欢颠覆传统意识，这是博眼球的故伎重演。这倒底是想借标新立异以壮行色呢？还是确有充分的理由呢？以某一内涵尚未表露完整的遗址来给一个硕大区域文明断代探源是不是太武断了？这一点对于那些振振有词，肆意践踏史学天际线的家伙，大家是有权要求他们拿出其它所有反例的证伪推演的。这一点，望易中天老师不要再耍流氓了。

二里头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几乎同时代的，相对稍早的遗址还有金沙遗址、卡若遗址等数十个之多。凭什么就此打住，中华文明不再溯源探幽了呢？是其它遗址都已被证明清楚了不能算作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了呢？还是易中天老师没功夫去折腾那么多的破石烂瓦？是不是已经搞清楚了的才算是文明源头呢？有那么多没搞清楚的遗址在侧，老易怎么能就下断言了呢？已搞清楚了多少年，中华文明就是多少年，这种习俗其实是反科学的。这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知道多少，世上就只有多少，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倘若真如此，老易也就不再有自己的观点了，这不过就是乔治.贝克莱主观哲学的野蛮翻版，算不得什么有创意的观点。尽管我们的时代世风富含自甘愚蠢之风，但闭眼瞎断的习俗比“瞎子算命”的格调好不到哪去。要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远远没有完成的，更何况对于我们无法在场的上古史来说，当今人类只能是一群信口雌黄的门外汉。只有胆大妄为之徒才会就此乱下断言。

其实，建国以来发掘出土的青藏高原的史前遗址就有四千余个，其中最令人倍感关注的是茂县营盘山遗址。无论是规模、城廓、夯土基、陶器、铜器、饰物、骨器、陶文、刻符等文明元素指标，它都达到了不逊色于二里头遗址的水平，最为要命的是，它竟然距今有6千年以上。几乎整个青藏高原及其其周边地带遗址群，都存在年代远早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中原文明，同时还存在华夏城市文明的地理分布与原有的史学界主流观点相悖的越来越明显化的趋势，这才是令人不安的根源。

说到按照西方史前史照抄过来的惯有观点，中国人的胆怯心理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突出的。当年发现两河流流域楔形文字时也同样没人能解开，但这并不影响国际考古界与史学界异口同声地将其称为“楔形文字”，这就叫做理直气壮的“文化自信”。而我们呢？在二里头遗址等地发现了大量“陶文”，但却只称其为“刻符”。干嘛非得要看西方史学界与考古界的脸色？陶文刻符明显的不同推定为非文字类的符号，但我们就只会将其称之为“某种文化符号”或更为无脑的“刻符”。

这就是专门针对中国考古界所独有的“有伪推定”，你得先证明但凡中国挖出来的东西不是别的之后，才有机会证明它是某种东西，这在西方是不必如此繁琐的。

除了文字，包括未解读成功的疑似文字在内的判据系统，也不能作为中国史学界支吾其词的工具了，随着上古文字的出土与解读，中华文明的源头再也不能仅凭一个二里头遗址，就否定了山外山楼外楼。

刨去了文字疑案之后，影响文明城市判断的无非是前述那些文明元素的一一研判。不能因为未知世界的存在，而否定再认识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近年来，长江流域的上古城廓、重点村落遗址的发掘层出不穷，这既是令人可喜的，又是令人忧郁的。可喜的是因为长江流发掘内容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黄河流域，而且在作物种植、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上，长江流域毫不逊色于黄河流域，而且，这种追赶态势正在后来居上，长江流域考古发掘成果正在超过黄河流域，长江文明源头说正在变得比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说的传统说法，更有道理与说服力。这是史学界基本的主流观点，加上中华人种主流说，也正在倾向于“北亚人种”为主干的人种融合说，一个正在姗姗来迟的上古史真相，正在我们的眼下徐徐展开。令人忧郁的是，正在徐徐展开的一个宏大场面，正在被一些学养不正，但能忽悠民众并占有公共媒体有利地形的伪学者，就一定会根据这些逐渐清晰的上古文明的分布图案，来做一些故意引发混乱的哗众取宠行径。老易本来还是有些风骨的，只是到了功成名就之后，企图趁人不备就大耍流氓，利用名气胡说八道，不顾给老祖宗抹黑，也要引爆意识混乱，这种行径跟不肖子孙扛着自家的锄镐，去刨自家的祖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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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说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而非5000年，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定。

易中天先生在《易中天中华史》里说得很清楚，亚当，夏娃，女娲等等，只不过是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漫长的发展过程，正如他所说中华的文明史是初潮很短而前戏很长。整个过程就是点、面、片、圈、国。在易中天先生看来，中华文明就是国的产生，有了国家诞生才叫文明，而国家的诞生象征着权力，中华文明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从史前史过渡到文明史。

而这文明史就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1959年，一个由徐炳昶率领的考古团，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那里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后经过碳14测定，与夏纪年相吻合。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那时就步入了文明史或者依然是史前史，直到在二里头出土了宫殿的遗址，这个遗址大约350平方米，这个遗址说明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存在。所以，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有明显权力中心的文化，即认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学者占相当比重。

所以，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全完正确，中华文明迄今3700年。正如《易中天中华史》封面上所说：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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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最高票答主@冷清先生 的回答。易中天所说中华文明史从二里头算起有3700年，这句话可以商榷，但因此就说易中天吹捧西方、否定中华文明，从道德上对易中天进行批判，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首先，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推算的确在3700年前（二里头一期约前1735~前1705，出自《新砦_二里头_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因此实际上是问题表述错误，而易中天是正确的。

中华文明3700余年，是目前中国史学界比较通用的一种说法，例如中国史学大家钱穆就有言称：“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参与夏商周断代考古的许宏，也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与易中天一致。可见中华文明3700年一说，绝非易中天发明创造，更谈不上冷清先生所谓的“怀疑祖国历史”和“追捧西方”。

其次，冷清先生 说易中天的论点对中国史学界伤害极大，更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3700年之说并非易中天独有，甚至已经获得了认可。许宏在《中国诞生于何时》中，就已经对此有过说明：

认为在（二里头）这之前，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而易中天先生，正是采纳了考古学者类似的研究成果，才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限定于3700年前的。这是对“中国”诞生史的狭义的解读，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文明，恩格斯曾有过定义，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由此观之，易中天将中华文明的以37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算起，而考古学者则将二里头推为政治上最早的中国，是“可以成立”的观点，也有实际考古学成果的支持；这非但没有伤害中国历史，反而站在更科学客观的角度，解答了中华文明开端何处。

如果连这样的观点都对中国史学界“伤害极大”，那么抱持着中国要从盘庚迁殷起才算成立、此前都算不上是阶级国家的王玉哲先生（《中华远古史》），岂不更是跪舔西方学界、要被拉出来大大批斗一番？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回头再看看易中天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3700年中华文明史是有考古依据的，据最新碳14测定，被誉为中华文明开端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至今天刚好是3763年。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才是文明史。

易中天并非否定中华5000年的历史，而是在告诉你，我们中华文明在考古上、在狭义上就是3763年的时间；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但是进化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明，是从二里头起步。就像是接纳了众多之流、最终汇聚为长江一样，中华文明的开端也经历了一个积累的过程，这才是易中天表达的中心思想。

要反对一名学者的论点，你须得同样从学术上找到他的弱点，用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将其驳倒。如答主冷清先生这样，从质疑易中天的专业知识，到斥责其迎合西方、怀疑祖国历史，处处都是针对易中天的人身攻击。如果对每一名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我们都抱有这样的态度，动辄扣上一顶大帽子，借用冷清先生自己的话，那才真是要摧毁中华文化，后果真的“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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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否将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融入到一起，如果说中国历史，确切地说只有3700年。

上个世纪60年代，国务院安排北大和社科院考古队对河南堰师二里头进行考古挖掘，尽管北大与社科院对一期是夏朝，还是三期是商朝有分歧。但是，北大和社科院一致认为，时间只有3700年，就是中国历史的起源就是3700年。

为此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继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部落和氏族”。周武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在陕西时，将周围的游牧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同时称殷商为“东夷”，就是东边的蛮夷。东汉张衡在《西京赋》记载中：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开始时在山东藤县、河南商丘三次、河南安阳二次。郭沫若看到殷人屡迁，居无定所，逐水而居，就认为殷商是游牧民族。

中国的最早成熟的文字就是商朝的“甲骨文”，现在发现的甲骨文有6000多个，其中能够破译的就是2000个字不到，三分之一都不到。为何那么难破译，主要是“甲骨文”时用来祭祀和占卜的，它里面的字义是鬼神的名字和事迹，与现代人的思路格格不入。所以说，殷商时期是相当落后的。真正文字形成，作为书面通行可以阅读的文字的应该是西汉。

为何现在会有那么许多历史的故事呢？关键是儒家的杰作！西汉儒家鼎盛时期，随着汉字的发展，许多上古时期的伪书（史）被发明出来。儒家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制造充分的证据，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将许多神话变成了中国上古的历史。譬如：“三皇五帝”，三皇是：伏羲、女娲、神农。伏羲和女娲是蛇身人首；神农是人身牛首。以后伏羲是《易经》的始祖、女娲是人类的始母、神农是人类的始医。战国时，有了五帝之说；儒生邹衍将黄帝作为华夏共祖。到了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夏舜梳理成上古帝王们的血缘关系，让秦朝留下来的七国庶民和各地区自己认同始祖都同出一源，这一源头就是炎黄，我们就是炎黄子孙了。

其实，现代的学者和教授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历史，而是为了私心而故意回避真实的历史。现在拿敢于说真话的易中天来开消，就是秉承儒家的一贯的作风，“见利行事”。这些人就是将来中国一旦有难时，就会见风使舵，最没有良心的人。

其他网友回答：

中华5000年文明史这一观点在历史专业领域是受到广泛质疑的。因此易中天选择不受学术界质疑的3700年来讨论，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一种可能是他希望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学术争论；另一种可能是他本人对5000年文明史的观点并不认同。

第一种情况没毛病，第二种情况也正常。学术问题历来是需要争鸣的，特别是在考古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各人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有益的，也是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的。

看到一些评论总是把正常的学术观点的争鸣往政治上扯，往西方阴谋上扯，这样做既无聊、又无耻。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明确计年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这是因为涉及之前年代的文献真假混杂、互相否定。司马迁坚持了严谨的学术原则，没有对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进行计年，他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尊崇和敬仰。为什么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天，就成了受西方学术霸权影响、中了帝国主义的奸计了?

面对学术问题还是要理性、客观。用学术的方法讨论学术，避免政治式的煽情，更不应把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作风引入到学术争论里来。理性是爱国的基础，民族复兴要靠科学精神。

其他网友回答：

文明古国包含元素：第一、有文字系统典籍；第二、有青铜冶金业；第三、有合理城市规化和高大建筑群；第四、有管理阶层和祭祀阶层。夏朝是有典籍和档案的王朝，根据文献夏朝典籍有：〈五帝三坟〉，〈政典〉，〈甘誓〉，〈禹刑〉等经典。纵观中国各地比较符合这些文明标志的仅有二里头，二里头有大型建筑，青铜冶金，但二里头还是缺乏文字系统。经考古测定二里头具有青铜文明特征的时间为3730年至3720年。
然而在新疆发现多处始于3750年青铜意义建筑群遗址，如莎车县、温泉县、孔雀河流域太阳墓，甘肃玉门火烧沟。

把这些地区连成一线就是一条青铜文明迁移路线，他与丝绸之路南线重合。南线尽头指向巴基斯坦境内，在巴基斯坦境内以哈拉帕、摩亨约.达罗城等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在新疆喀拉昆仑山山脉，有多处通往巴基斯坦的古代通道，

新疆解放前夕是国民党队伍把守，几年无人接替，直至王震将军派兵替换。

考古测年哈拉帕与摩亨约.达罗城青铜、文字意义的文明时间从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前2224年，这个时间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记述的夏朝起止时间一致，也与〈史记〉夏朝470年相差12年。

（关于〈竹书纪年〉中的竹简文献是魏晋时期挖掘的，流传至北宋，南宋时大量灭失）。有人对哈拉帕文明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青铜器中的铅、锡、锌等含量比进行比较，结果配比达到惊人的一致。


哈拉帕文明中印章文字和中国水族水书更为一致，而水书属于传说的夏朝文字。


甲骨文是在印章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前者更为复杂、抽象，说明甲骨文对前者文字有了进一步发展深化，他们本质上属于一脉相承。他在房屋材料和结构、布局上，哈拉帕建筑复原图更象四川古羌寨建筑特色。


先秦经典〈山海经〉多处提及：“昆仑墟”、“夏墟”。〈诗经〉：“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周穆王西行昆仑儋仰帝居”。〈拾遗记〉、〈淮南子〉等均提到“昆仑山”、“昆仑墟、”“西海”。就连中华民国第一首国歌歌词：“华胄来自昆仑巅”。上述文献支持夏朝境外说或者称昆仑说。中国内地考古结果目前无法支持夏朝境内说。〈史记〉撰写时间距离夏朝灭亡超过1500年，烽火戏诸侯后，镐京被犬戎侵占大量经典散失。公元前516年，周王姬朝被晋兵打败，带全部经典和大臣逃往楚国，途中遗失经典，这次经典遗失属于毁灭性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上述政乱、战乱都造成大量夏朝文献遗失。史料缺失，司马迁对夏朝历史记载难免有所出入，中间有意断编辑之嫌，属于情理之中。目前挖掘的大量春秋战国竹简、秦朝竹简文献，证实司马迁记载有误。
中国发现良诸遗址虽然超过5000年，但他属于古越族遗迹。其高脚屋结构，农作物稻米、蚕豆等为主，生产工具为木器、石器。夏、商以青铜器、文字系统为标志的文明古国，他的农作物大、小麦菽为主，加上饲养六畜，农业生产工具以铜铁为材料，并配有马、牛车为标志，建筑上以砖木、卯榫结构为代表。他远超古越文化，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夏朝上述标志、特点，但在我国境内他们考古测定年代均不超过3750年。我没有读过易中天先生这篇论文，但我从考古发现，两地文物比较，历史遗存，先秦经典等支持易先生观点。另外从印章文字与水书、甲骨文的承继关系，青铜冶炼的传承也得出夏朝属于哈拉帕文明。我们要有民族自信，也要面对现实的。基因分析学、第四纪冰期现实等均支持人类非洲起源说。其实最早迁移的古越人也不是这是原始居民，也是迁移而来。3700多年文明古国史在世界上民族之林不超过十个，是值得自豪的。实际上中华民族连连绵不断几千年文明史，境内外文明加起远超过5000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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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老师尽管《中华史》饱受争议，但这个观点还真不能算错，不过是大家对于“文明”认定标准不同。

过去所谓的“上下五千年”，是晚清基于《五帝本纪》及相关注疏的说法，从黄帝开始到晚清四百多年，取整数说是五千年。可见，这种说法完全基于传世文献，不符合现代史学观念。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夏朝为前2070年，那么距今就是四千年，实际上也偏文献说法，无非以黄帝还是夏朝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而已。

至于距今3700年，则是以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一期作为文明起源。二里头遗址一期，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而根据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总和”，文明和国家正是相辅相成的。而在易老师之前也有学者说过，比如中国考古学会前常务理事邹衡教授在《中国文明的诞生》就说“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古代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文明时代”。

不过，对于文明和国家的关系，确实一直也存在争议。如果用外国流行最严格的说法，要有文字才算文明，那么殷墟才算进入文明社会；目前国内说法却往往比较宽松，认为先国家时代就进入了文明社会，尤其是近年一直宣传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这样一来就正好和文献的“五千年文明”吻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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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的开播，易中天是何许人也，恐怕全中国没有几人知晓！是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但充其量他不过是个大学的普通教授。不能因为自己成了所谓的名人,就敢妄下结论：说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的历史。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目前来说，是从商朝开始的，商朝距今也就3700年的历史，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易中天由此得出中国文明史只有3700年的结论，这与西方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那么，试问陕西半坡村发掘的陶器作何解释，那是早于商朝商朝至少上千年。还有大汶口、红山等遗址，有些陶器上有符号，至今无人能解读，也许那就是文字的雏形。文字绝不会突然出现，肯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商朝不过是文字成熟的具体体现。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是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不能因为没有文字的佐证，就给予否定。西方所谓的历史，很多就是神话传说，即无考古佐证，又无文字依据，可人家依旧标榜自己的伟大。

做为中国人，不可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人云亦云。易中天说历史，娱乐成份居多，他究竟对中国历史研究有多深，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堂堂正正的说出来。所以，请君莫对中国文明史妄下结论，西方听了绝对拍手称快，可你也要考虑中国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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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易中天的独家之言，他又不是考古学家。但是要遗憾的告知“爱国愤青”们，世界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就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贬低中国，考古学界判定一个文明时间长短的标准是一致的，就是要能找到考古证据。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考古证据（那些据说很古老的我就不说了，疑点太多）就是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3700年左右。至于二里头到底是商代的还是夏代的学界有争论，没有明确的证据。为什么会说古埃及六千年文明，是真的找到六千年前的文物啊！

可能有同学会问了，难道没找到夏朝的文物，夏朝和三皇五帝就不存在吗？难道司马迁的史记是胡说八道吗？别激动，不是这个概念。二里头文化当然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它之前中国大地上有没有文明存在？这大概率来说应该是有的，问题在于有多长？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加速度发展的，从开始直立行走到开始用火经历了百万年，六七万年前智人才出现，至于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发展更是日行千里。所以越是古老的时代，其发展越慢。那好，如果我们发现最早的证据是3700年，那应该往前推多久呢？就算推一万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埃及应该推多久？所以就会变成一笔糊涂账。

说中华五千年，这是以史记为准算出来的，那就不能认可史书的结论吗？这个很为难，因为大多数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时代开始记的，史记也不例外。

所以说中华文明有3700年是严肃的考古学论证结果，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不需要通过否定这个来提高，现在又不是受屈辱、受压迫的时代。至于有一天真的发现了一个比二里头更老的遗址了，那就把文明史往前移嘛。